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及其文化内涵、独特优势。同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仅精准勾勒出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和独特魅力，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和坚实的文化根基。基于此，深刻把握并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契合与内在关联证券杠杆，意义尤为深远而重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深厚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五千余年来，从甲骨文到简体字，从简牍玉石到纸张印刷，从青铜礼器到航天重器，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理解现代化进程亦是如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理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千百年来的治世理想；从“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领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也是传承千年的美好愿景；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哲学的现代表达……这种贯穿古今的连续性特质，使中国式现代化成功避开了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文化断裂与社会失序，在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出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文明。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主张，意谓周虽然是一个古老国家，但上天赋予它新的使命，那就是要求它顺应天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隋朝时期，隋文帝提出不要墨守成规，主张“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要求在制定方针政策上，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清朝康熙皇帝也提出：“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即国家制度应与时俱进，使其更符合实际，更趋完善。可见，勇开拓、求出新的创新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这种创新不是割裂传统的凭空创造，而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智慧传承。当前，这份创新基因愈发鲜活，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独特又强大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向世界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国盛世气象，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历史与实践一再印证，僵化固守只会处处碰壁，锐意创新才能迎头赶上。因此，我们应持续不断地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创新因子，在前进道路上积极推动自我革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破浪前行的不竭动力，它让传统与现代共融共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发展合力。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中华文明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是一个保持着长期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秦汉时期，中华整体观念得以孕育并确立。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使人民看到“华夏一统”的现实。西汉时期，为强化大一统政治局面、推动其向纵深发展，汉武帝锐意推行制度变革，将“大一统”升华为核心政治理念，确立了其在政治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历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文明演进，“大一统”理念逐渐深植于中华各族人民的内心，成为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精神信仰。诚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无论逐鹿中原的格局如何演变，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使“大一统”观念进一步强化。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融合民族特质与现代发展的关键密钥，也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开启新征程的重要精神支撑，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宽发展空间。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特质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基因”，内蕴着“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理念，这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人生与世界的深刻洞见。儒家文化则强调“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等，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赋予了伦理性内核。“和而不同”强调在坚守核心底线的基础上尊重差异；“中庸之道”则以“执两用中”的智慧，为协调多元关系提供了理性准则。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旨在不执一端之见，容纳多元存在形态，彰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智慧，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包容精神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遵循一些西方国家所坚持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旧有发展逻辑只会加剧发展困境，而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发展难题、拓展发展新局的独特优势。换言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内外发展空间。对内而言，有利于凝聚各民族的发展共识，形成同心同向的发展合力；对外来说，则有效打破文明的隔阂与壁垒，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价值理念。“和”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意蕴深远的汉字，承载着穿越千年的文明智慧，蕴含着中国人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与价值追求，贯穿于礼乐教化、精神信仰、身心修养等多个维度。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思；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体现国家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相处之道；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体现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治理智慧；人心和善的道德观，饱含修身立德、向善向美的价值诉求。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和”的理念早已深深熔铸成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塑造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处世之道上，有“以和为贵”的包容胸襟，有“讲信修睦”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对差异的尊重、对和谐的追求，成为维系人际和谐、促进社会融洽的重要文明密码；在社会理想中，有“天下太平”“协和万邦”的崇高追求，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训警示，深刻印证着和平发展是文明存续的必由之路。千百年来，“和”文化始终赓续不绝、生生不息，既是中华文明追求的目标，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心之所向，当前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标识。
（万资姿证券杠杆，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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